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消除绝对贫困后要建立一个减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历史交汇期。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接续推进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力让脱贫群众迈向富裕”。

围绕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如何推进、今后如何做好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等各界关注的焦点，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接受了21世纪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

从长期改革方向来看，魏后凯指出，中国的农村改革不能仅停留在试点阶段，也不宜再采取零敲碎打的方式，要围绕实现乡村振兴的大目标，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加强顶层设计，突出整体性和协调性，采取综合配套、整体推进的“一揽子”改革方式，以土地制度改革为核心，强化相关改革的配套协调，全面深化农村各项改革，推动农村改革从试点走向全面推开。

决战脱贫攻坚

《21世纪》：疫情对打赢脱贫攻坚战造成的主要影响有哪些？

魏后凯：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目前来看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延迟了扶贫项目复工开工和建设进度；第二个制约了贫困人口和刚脱贫人口外出务工增收；第三个限制了产业发展对脱贫攻坚的促进作用；第四个就是加大了返贫与致贫的风险。

而从程度上来看，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农业的影响不如工业，对农村的影响不如城市，因为农村的人口本来就比较分散。从贫困地区来说，因为相对比较偏远，影响相对较小。今年一季度发布的数据来看，贫困地区名义收入增长的幅度要比全国农村总体水平要快一点，但因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比较落后，产业比较脆弱，所以一定要高度重视新冠疫情对贫困地区的影响。

《21世纪》：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大剩余贫困县和贫困村攻坚力度。剩余的贫困地区以深度贫困地区为主，被认为是脱贫攻坚战“最后的硬仗”，当前针对深度贫困地区，有哪些新的举措？

魏后凯：从这两年开始，扶贫攻坚的重点已经放在深度贫困地区，尤其是“三区三州”。为了打赢深度贫困歼灭战，采取了很多措施。第一，中央新增的专项扶贫资金，大部分都集中在深度贫困地区。第二，从去年底到今年开始，针对每一个剩余的贫困县、贫困村挂牌督战，精准地加大各方面的支持力度，包括资金、政策、人才、能源等等，都往这方面倾斜，使得这些剩余贫困地区尽可能如期达到脱贫目标。

衔接乡村振兴

《21世纪》：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接续推进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目前两大战略衔接的体制机制设计如何？

魏后凯：2020年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后，我国的减贫战略将由绝对贫困治理向相对贫困治理、由收入贫困治理向多维贫困治理、由超常规扶贫攻坚向常规性贫困治理转变。

首先，2020年以后，贫困标准如何制定，尚未有定论。我国当前消除绝对贫困，实际上真正意义是消除现有标准下的绝对贫困，也就是说按2010年的标准、每年2300元的不变价标准下的农村绝对贫困。这与我国当前属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密切相关。但“十四五”我国要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按照高收入国家的评估标准，这个标准就显得低了。应当认识到，反贫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认为，未来我国的贫困标准应该以相对贫困为主，建立一个减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其次，过去扶贫重点主要是农村扶贫，未来要统筹城乡贫困。这里面学界还有争论，有观点认为“十四五”可能还需要接续和衔接的过渡期，来提高农村脱贫攻坚质量，形成稳定的减贫长效机制。但不管怎么样，未来要统筹制定全国统一的城乡贫困标准。

最后，是建立常规性、制度化的政府扶贫职能。2020年后，对于当前超常规的、临时性的扶贫政策要进行全面梳理，按照“四个一批”的原则实行分类处置，保留一批、延期一批、整合一批、取消一批。而制度化、常规化的贫困治理，至少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做好社会保障，要把扶贫攻坚过程中的保障兜底、医疗扶贫等措施，在经过改造完善后应纳入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二是要把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问题，纳入乡村振兴战略中去。核心是建立一套稳定、可持续的农民增收减贫的长效机制，这套机制不是靠简单的农民外出务工，也不是靠政府的转移性收入，而是靠农村本地的产业发展来解决。

《21世纪》：脱贫攻坚的财政投入较大，而乡村振兴同样面临较大的缺口，如何做好两大战略的资金衔接？

魏后凯：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投入了大量的扶贫资金，仅中央专项扶贫资金就从2015年的461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1261亿元。

乡村振兴涵盖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要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需要大量的资金，当前还存在较大缺口，但缺口到底有多大，目前还没有一个具体测算的数字。要解决资金缺口问题，根本的前提条件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的作用。

具体来看，首先要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甚至是主导作用。建立乡村振兴财政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其增速应当明显高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速度。另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国家扶贫资金投入在保障巩固脱贫成果的基础上，要全部转移到支持包括减少相对贫困在内的乡村振兴上来，确保乡村振兴财政资金投入有大幅增长。

其次，通过财政资金来吸引广大社会资本参与到乡村振兴战略中来，城市资本下乡是未来促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不是简单的资金下乡，而是包括资金、技术、品牌、营销、人才、管理经验等等在内的综合下乡。只有财政资金跟社会资本形成合力，才有可能弥补巨大的资金缺口。

加快各项改革衔接

《21世纪》：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相比于土地制度改革、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农村改革，农村的金融改革是相对滞后的。问题如何解决？

魏后凯：虽然这些年来中央一直强调通过农村金融改革来推动农业农村发展，但从实际落地来看，推进并不理想。我认为解决的途径主要有两个。

一是要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与农村金融政策有机衔接。一方面要改革，对各方面提出要求，但另一方面，从政策角度而言，要给予相应的支持。比如说乡村振兴贷款放贷量比较大，手段比较多，效果比较好，应该采取贴息、奖补和其他手段来激励或者约束。

二是要把农村金融改革与农村其他改革配套进行。比如农房抵押贷款的试点，效果不太好，因为农民只有一块宅基地，一个居所，抵押后还不了贷，能收走吗？

所以这实际上牵扯到很多问题。我认为，中国的农村改革不能仅停留在试点阶段，也不宜再采取零敲碎打的方式，要围绕实现乡村振兴的大目标，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加强顶层设计，突出整体性和协调性，采取综合配套、整体推进的“一揽子”改革方式，以土地制度改革为核心，强化相关改革的配套协调，全面深化农村各项改革，推动农村改革从试点走向全面推开。

《21世纪》：如何推进土地制度改革？

魏后凯：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长远方向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近期的重点则是中央已经多次明确的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是当前土地制度改革的突破口。而其重点还是“三块地”改革。

首先是土地征收制度怎么改？《土地管理法》这次修改已经明确了，征地是要为了公共利益，但公共利益的界定标准、公共利益用地范围、补偿标准还需要明确。

其次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问题。怎样实现同价同权同等入市？另外，这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要建立同权同价、流转顺畅、收益共享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利益共享的机制如何设计就很关键。集体该拿多少，村民该拿多少，政府要不要拿？因为集体土地入市的收益，过去叫做级差收益，它和地理位置、靠大城市的远近有关系，跟劳动并没有关系。所以一方面要使农民得到更多的收入，同时又不能因为这个问题带来新一轮的地区差异和贫困差距的扩大。

最后是宅基地的问题。宅基地制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制度，村集体成员依靠集体组织成员权，免费无偿划拨用以修建住房。所以宅基地肯定不能买卖给城里人。我们认为，应该打通进城落户农民自愿退出的宅基地，和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之间的渠道，使退出的宅基地可以入市。因为农村的建设用地，经营性的只占很少一部分，一半以上是非经营性的宅基地等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