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农村电商平台经济发展带动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主要在两大领域，一是以互联网平台线上销售为导向，从事电商实体产品生产及其辅助性生产服务；二是以连接生产者与消费者为主的中介平台服务为载体，从事产品营销、物流等生产服务。电商平台电商带动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方面，显示出鲜明的行业特征。
(一）以实体产品生产为核心的裂变式的全产业链就业创业
目前农村电商实体产品生产主要是依托小微企业的服装、鞋帽、家具、箱包等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产品生产，及依托各类农业新型经营主体、龙头企业的地方特色农产品生产。无论何种形式，从劳动力的行业分布看，他们都具有以产品生产为中心，衍生出一个生态就业态，实体生产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特别是物流、包装、商贸、广告摄影、直播代购等电商服务联动的行业特征，创造出围绕核心产品引出全产业链的直接就业与间接就业。按照估算，阿里新零售生态2018年创造出4 082万个就业新岗位，其中，除了1 458万个交易型直接从事零售的就业岗位外，还新增2 524万个带动型的辅助及衍生新岗位[11]。
以淘宝村[12]为例，生产商大多是家庭作坊式的小微企业，形成前店后厂、厂店一体化的就业格局，是典型的自我雇佣的创业就业模式，随着淘宝村形成规模效应，带动前端的产品设计、原材料生产，后端的物流、包装等服务业的发展，形成三次产业融合的新发展模式。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18 年底，全国淘宝村增加到4 310个，比上年增长35%；淘宝镇达到1 118个。淘宝村和淘宝镇网店全年销售额合计超过7 000亿元，带动的就业机会超过 683 万个[13]。
（二）本地化、就地化、集群化的就业创业特征突出
以电商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崛起后，大量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出现本地化的趋势。以劳务输出大省四川省为例，按照省政府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10月底，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2 440万人。其中，省内转移1 370.1万人，省外输出1 069.9万人，省内就业人数比省外输出就业多300多万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电商、物流业以及乡村旅游等新兴业态的快速兴起，提供了农民工就业的新空间，并且新兴业态已成为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首要选择[14]。
随着电商平台经济的大发展，还带来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创业地向乡镇、社区基层下沉。陕西省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19年春节，陕西省630万农民工中，七成农民工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创业。其中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就达48.11万人，参与创办企业25.84万个，带动当地农村劳动力就业147.48万人。创业地点从县城中心街区，下移延伸到乡镇中心、移民安置点、乡村振兴示范村等重点村庄[15]。一些农村电商发达的地方政府还直接启动就地就业项目，如江苏电商发达县宿迁市，启动“家门口就业工程”项目，围绕青年农民工和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在村庄创办小工厂、小农场、小物流、小电商、小服务等“五小创业”项目近1 000 个，带动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 5.9 万人。
此外，电商带动的就业创业呈现集群化特征，在淘宝村（镇）模式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全国淘宝村数量从2009年最初的3个，已经快速扩张到2019年的4 310个，覆盖到25个省，121个市，398个县[16]。以首批淘宝镇之一、江苏省睢宁县“沙集模式”为例，从最初农户一根线、一部电脑卖家具、到自己手工做家具，努力延申“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到今天，形成了围绕家具生产的产业集群，与国内多家顶尖级高校联合成立家具设计研发园、引入金融机构建立电商特色支行，创建电商学院培养人才、一批原材料供应、五金配件、会计服务、物流、电商运营服务机构落户。目前全镇网店达1.61万个，各类从业人员3.5万人[17]。又如全国著名的花木之乡江苏省沭阳县，全县已有12个“淘宝镇”和86个“淘宝村”，拥有各类活跃花木盆景电商4万余家，并带动了图书、食品、服装电商的大发展[18]，所在的宿迁市拥有8个省级以上电子商务示范基地新入驻企业260余家、总数超过800家，快递业务量跻身全国50强，形成了跨产业的电商发展集群。
（三）一批年轻化、知识化农村年轻劳动力返乡就业创业
电商平台创业的必备条件是具备上网技能，或熟悉智能手机应用，这正是年青人的长项所在，并且对货币资本投入没有最低门槛要求，因而吸引了大批农村青年人。世界银行2019年发布的电商报告显示，四分之三的农村零售网店店主年龄在20岁至29 岁，他们以销售当地生产的消费品为主，而且这一群体以低教育学历为主[19]。另据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数据，农村双创人员平均年龄44.3岁，创办的实体87%在乡镇以下，80%以上都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和产业融合项目，54%都运用了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农村电商已经成为年轻人返乡创业就业的“新风口”[20]。此外，全国最大的农产品上行电商平台拼多多发布的年度报告，到2018年底，拼多多已累积带动62 000余名新农人返乡，平台及新农人直连的农业生产者超过700万人[21]。浙江省政府部门的初步统计显示，到2018年上半年，浙江全省以“互联网+”形式的“农创客”达到1 600余人，80后与90后占88%，本科及以上学历占56%[22]。
（四）就业创业人群分布的包容性特征突出
电商平台经济带动的农村工业品和农产品生产，包容性强，大量是那些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对人力资本专用性资产无特定要求，呈现就业创业出门槛低、弹性空间大特征，打破了正规就业市场长期存在的在性别、教育年限、年龄等方面的暗门槛、天花板等顽疾，在带动全产业链就业的同时，也实现了向农村普通劳动力就业赋权、提供包容性就业创业岗位。
一是促进贫困地区及贫困户群体就业创业。按照世界银行2019年度报告，全球极端贫困人口中有大约 79% 生活在农村地区，约 5 亿小农户是世界上最贫困的群体之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帮助小农户以可持续的方式生产安全、健康和可负担的食品，同时也在颠覆着传统的劳动力市场[23]。中国向全球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电商扶贫经验。
商务部2020年4月新闻发布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底，832个国家级贫困县网络电商总数为246.9万家，同比增长7.0%。国家级贫困县网络电商整体复工率达85%以上。据估算，国家级贫困县电商吸纳用工就业超过900万人[24]。
从各大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拼多多2019年农产品及农副产品订单总额达到653亿元，其中在国家级贫困县有14万家商户，销售额达到162亿元，占比近四分之一，其中注册地为“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的商户2.46万家，订单额9.35亿元，仅“多多果园”平台每天从贫困地区采购的水果就超过了百万斤，带动当地农产品初加工、包装及物流业等新增就业30万个，帮扶17万建档立卡户[25]，阿里的农产品全产业链数字化“亩产1 000美金计划”，覆盖了221个国家级贫困县，孵化品牌超2 500个，覆盖贫困县人口超过300万，带动贫困县就业超20万人。阿里的报告显示，2019年淘宝村的分布中，有800个以上位于省级贫困县，63个位于国家级贫困县，带动了一批贫困户就业脱贫。以全国第二大淘宝村集群电商县、山东省菏泽市曹县为例，到2018年底，全县电商交易额突破450亿元。全县电子商务销售额达158亿元，淘宝村113个，电商带动全县20万人就业，其中5万返乡创业人员，全县有12个省级贫困村发展成为淘宝村，实现整村脱贫。全县通过电商直接带动脱贫2万余人，占全部脱贫人口的20%[26]。再如江苏苏北地区宿迁市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全县5.8万低收入人口直接参与网络经济就业创业，4.1万人通过电商就业实现脱贫，占就业脱贫人数的23%。主要做法是以村为单位，实施“一村一品一（网）店”工程，全市形成了“一村一品一店”品牌村 177 个，其中省定经济薄弱村覆盖率达 100%，通过在在京东、淘宝等十多个电商平台建立特色馆销售产品，上线产品达4300多种，覆盖600余家本地企业[27]。美团的报告显示，2019年年底，其累计吸纳了720万外卖骑手，其中43.2万人是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仅2019年就业的外卖骑手就有398.7万人，其中25.7万人是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他们中已有25.3万人实现脱贫，脱贫比例高达98.4%。在春节疫情的1月至3月期间，美团又新增33.6万个注册快递骑手。
二是带动妇女、特别是年轻妇女相对高比例的创业就业。世界银行2019中国电商扶贫的报告显示，按照性别统计的结果显示，在商业领域的女性创业者平均占四分之一，但是电商平台催生性的创业比例明显偏高。以阿里巴巴电商平台为例，女性创业者接近一半，他们以直播、开淘宝店等为主。特别是最近三年，每年有超过10万55岁以上的阿姨“入淘”开店，并且调研数据显示，女性创业者更倾向雇佣女性就业者[28]。另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发布的《新电商与新女性——互联网农业中女性经营主体参与度报告》显示，2019年拼多多农产品电商中，59.0%的农产品销售额来自女店主的商铺。女店主的年龄分布上看，80后占38.7%，90后占32.8%，00后占10.4%，三者合计达80%以上；从学历构成看，小学占21.1%，初高中占39.6%，本科占25.7%，硕士占10.2%，博士占3.4%[29]，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社会组织的电商培训项目也促进了妇女就业，如中国妇女基金会的“@她创业计划”项目，前身是1996年起针对农村贫困妇女等实施的“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经过长期探索，摸索形成了“协会+ 农户”“公司+ 农户”“企业+ 基地+ 农户”的扶贫新模式，通过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带动女性创业就业。截至2019年底，“@她创业计划”项目已累计发放循环金近3.6亿人民币，覆盖20余个省（区、市），帮助近42万名女性实现创业和再就业，辐射带动355万多人脱贫致富[30]。
三是促进残疾人群体创业。按照中国残联的2019年发布的数据，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948.4万人，其中从事农业480.1万人。2018年城乡持证残疾人新增就业36.7万人，其中，农村新增就业24.9万人[31]，占比67.8%，电商经济为此发挥了积极作用，它帮助残疾人实现居家就业创业，弥补了残疾人因身体行动不便或语言交流障碍导致的外出就业创业难问题，促进提高残疾人的就业率。2019年阿里巴巴联合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布《阿里巴巴公益助残报告》显示，在过去的近三年间，共有17.41万残疾人在淘宝天猫注册网店，销售额达到298.4亿元。其中，36-50岁的中年残疾人卖家比例最为集中，大专学历以下的残疾人店主占比为 89%[32]。中华女子学院和阿里研究院联合发布《2019女性创业就业研究报告》显示，在过去一年，超6万残疾女性在淘宝开网店，创下销售额 44.3亿元[33]。虽然没有单独列出农村残疾人创业就业的专门统计数据，但是从农村残疾人新增就业在全国的占比可以推断，电商已经成为农村残疾人就业赋权的重要渠道。此外，电商发展还成为社会特殊群体再就业的新窗口。如全国最大的茶叶电商县安溪县，也是电信诈骗的重灾区，甚至出现‘安溪骗子’一词。电商经济发展后，安溪形成了21个淘宝村，5个淘宝镇，从业人员达到10余万人。依托发达的电商经济优势，当地司法部门对劳教人员大力开展社会教化和电商培训，提出“与其到境外诈骗，不如上淘宝开店”的标语口号，促进全县1 000多名社区矫正人员利用电商平台实现了再次就业创业，大多以茶叶或铁艺家具销售为主，其中电信诈骗的纠正群体有300余人，占比约30%[34]。
（五）就业工资水平相对高
电商平台下的就业工资水平相对较高。2019年世界银行发布报告[35]，对2118个淘宝村的调查数据显示，网店就业者的平均工资水平接近甚至高于所在地区城镇非公企业员工的平均工资。从事电商的家庭比非电商家庭的年收入高出80%。据58同城发布的《2018年送餐员就业报告》显示，外卖小哥的全国平均薪资水平已达到7 750元，超过了行政、文员等白领岗位[36]。此外，2018年阿里巴巴和与北京大学合作开展的住户调查结果，也有相似的发现，并且发现从事电商家庭的收入增长更快。此外大量的案例研究也发现了这一点，如山东曹县大集镇丁楼村，曾是典型欠发达传统农区的村庄，目前全村310余户，有280户开了淘宝店，年销售额达到3亿元，其中50家销售额超过200万元，全村人均纯收入1.86万元，比全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水平高5 000元，农村电商已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渠道[37]。本课题组的调研发现，从事电商业务的农户多数从事兼业经营，不放弃家庭农业生产经营，因而显著促进了家庭增收。还有很多赋闲在家的老人、妇女在电商企业从事计件制的零工，在保持就业灵活性的同时，其日常基本生计支出费用有了保障。
（六）创新“共享员工”就业新模式
电商平台经济还催生出“共享员工”就业新模式。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封城带来了网购业务的激增，劳动力用工出现一方面新兴电商零售企业门店员工、配送小哥职位劳动力供给严重不足，另一方面那些难以复工的餐饮酒店等在岗员工无法复工，企业工资成本加大的供求矛盾，由此催生出阶段性劳动力过剩的传统餐饮酒店业与劳动力紧缺的新兴电商零售平台之间实行劳动者共享的再就业新模式，不仅缓解了电商企业的用工紧张，也让赋闲的员工参与物流配送等电商业务，增加收入，促进充分就业，同时降低停工企业的工资成本，实现了用工方、供给方和劳动者三方的互利共赢。目前，从电商平台经济催生出的共享员工模式已经快速在其他行业普及开来，通过网络平台资源共享，使得那些常年在外就业、因疫情被困家中的部分农村劳动力实现在所居住地复工企业的临时性就业。
